《奥古斯都大帝与罗马帝国：罗马盛世的奠基者、元首政治的创始人》：一本了解古罗马历史与奥古斯都显赫生平的优秀入门读物！

斯坦威蒙古史与元史学术兀鲁思 2023-09-19

收录于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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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现罗马帝国建立者的王者荣耀，重回昔日罗马之城的光辉岁月。剑桥大学教授安德鲁•华莱士-哈德里尔的倾力之作，见证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罗马世界，揭秘罗马帝国兴盛的缘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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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况

《奥古斯都大帝与罗马帝国：罗马盛世的奠基者、元首政治的创始人》

原作名：Augustan Rome

作者：〔英〕安德鲁·华莱士-哈德里尔

译者：桂芳芳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品方：斯坦威STANDWAY

出版时间：2022年7月

页数：192页

装帧：平装

定价：49.80元

ISBN：978-7-5057-5464-5

作者简介

安德鲁·华莱士-哈德里尔（Andrew Wallace-Hadrill），英国剑桥大学罗马研究院荣休教授，他曾获得盎格鲁意大利文化的特殊贡献奖和伦敦学院奖，他出版的著作包括：《苏埃托尼乌斯》《罗马文化革命》《赫库兰尼姆：过去与未来》。

内容简介

奥古斯都堪称“帝中之帝”，他一手打造了古罗马的辉煌与荣耀。本书聚焦于公元前31年至公元前14年的罗马城，从打败竞争对手安东尼开始，继之以军事与行政大权的集中，家族内部及元老院的复杂权力斗争，乃至万世师表的古罗马社会的繁荣强大，堪称一本了解古罗马历史及奥古斯都显赫生平的优秀入门读物。

编辑推荐

★纵览奥古斯都大帝的传奇一生，见证罗马帝国的高光时刻奥古斯都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击败了强大的对手安东尼，结束了罗马长期的内乱局势，总览了罗马帝国的政治、军事、宗教等各方面大权。在统治期间，他修订法律、改编军队、整顿世风、发展文化，提升了罗马人民的凝聚力，开创了“罗马和平”，奥古斯都成为了罗马帝国中最伟大的皇帝。★全面展现奥古斯都治下的罗马社会，揭秘罗马帝国兴盛的缘由详细展示了奥古斯都大帝如何取得以少胜多亚克兴之战的胜利，如何解决宫廷之中的权力纷争，如何不断提升家族的地位、如何成为罗马臣民心中的不朽之神等，他以一己之力重塑了罗马社会的意识形态，彰显了罗马帝国公认的价值，为后来罗马帝国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剑桥大学罗马研究院教授倾力之作，近60幅图表再现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本书作者安德鲁·华莱士-哈德里尔是剑桥大学罗马研究院的荣休教授，曾获得盎格鲁意大利文化的特殊贡献奖和伦敦学院奖。书中图文并茂，汇集了第一手资料，近60幅图表展示昔日罗马帝国的雕像、铭文、钱币、地图、陵墓等，深入领略奥古斯都治下罗马帝国的风采。

第二版序言

第一版序言引言第一章亚克兴神话第二章变形记第三章皇宫和宫廷第四章黄金时代的罗马第五章爱情和战争第六章神与人后记：奥古斯都的遗产索引

02—

本书前言

我们只有通过支离破碎的蛛丝马迹，才窥见到历史的一二。有些历史时期相对而言留下的痕迹较为丰富，但即便如此，距离历史的真相仍相差甚远，未知的问题依然无有穷尽。但这恰是研究历史让人兴奋的原因：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的想象力将破碎的痕迹连接成一个连贯的故事，同时，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使用历史的证据。奥古斯都时期的历史便留下诸多痕迹，其痕迹种类丰富，故而研究硕果累累。显然，人们对奥古斯都的迷恋尚未消退。为什么会有这种迷恋，是什么让我们的想象能够进入如此遥远的往昔？

关键因素是这一时期众多文学作品的广为传播。文学作品如此富有想象力，以至于它塑造了后来的许多著作，17、18世纪的英国诗人就称自己处于“奥古斯都时代/黄金时代（Augustan）”。维吉尔（Virgil）重新定义了田园诗、说教诗和史诗，贺拉斯（Horace）重新定义了抒情诗和讽刺诗歌，提布鲁斯（Tibullus）、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奥维德（Ovid）热爱诗歌，其作品的“经典”地位在古代已经确立[查阅一个世纪后修辞学教授昆体良（Quintilian）起草的阅读清单便能知晓]。但从他们的“经典”地位来看，所有这些诗人都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奥古斯都和罗马。

原因充满争议。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梅凯纳斯（Maecenas）的赞助，这是无可争辩的，在公元前1世纪30年代和20年代，他的身边聚集了一群优秀的年轻诗人，包括维吉尔、贺拉斯和（稍晚一点的）普罗佩提乌斯。他是最著名的文学赞助人，一个不正常的赞助人。为了赞助事业，他用好几种语言为自己起名[Mécénate（法语），Mecenatismo（意大利语）]。他是奥古斯都的亲密朋友和盟友，但他自己（理论上）并不是一个政治参与者，他反对国王和将军亲自实施赞助的模式。甘心于骑士的阶层，并拒绝公职可以被视为“全无野心”，拒绝传统形式的成功却将他推向了奥古斯都。可以这么说，这种与权力既紧密而又疏离的关系使诗人更易保持表面上的自主。

贺拉斯在他的讽刺诗中最生动地描绘了赞助人和诗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他们一起去布伦迪森的旅程中[《讽刺诗》（Satires）]，他尽其所能地强调他们之间交流的幽默色彩和非政治性，即使国家重大事务突兀地立于背景之中。我们很难深入贺拉斯讽刺诗的背后，理解诗人自己可能感受到的压力。双方交易的一部分显然是大力讴歌现政权。具有民主，特别是反法西斯价值观的现代读者很可能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值得称赞的是，年青一代的诗人在公元前1世纪30年代和20年代，创作出了最高质量且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品。20年间，维吉尔创造三种诗歌体裁，贺拉斯创作两种，提布鲁斯、普罗佩提乌斯改变了拉丁挽歌的形态。倘若他们只是现政权的吹鼓手，今天的我们就不会满怀热忱地阅读它们。

无论诗人与权力之间是什么关系，它都是不稳定的、不可预测的。公元前1世纪20年代末梅凯纳斯消失了，也许是失了宠，但更像是过世了。一本关于贺拉斯的传记报告说，梅凯纳斯在他的遗嘱中要求奥古斯都亲自关照贺拉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诗人的期望也在增长。贺拉斯第四部著作《颂歌》（Odes）在公元前1世纪最后10年出版，它是格律严谨的胜利颂歌，似乎是按顺序写就的。普罗佩提乌斯在其第四部《挽歌》（Elegies）中改头换面，从饱受折磨的爱情诗作者转变为进行神话性诠释的“罗马的卡利马克斯”。奥维德则从轻率的爱情诗人变成了“岁时纪”（Fasti，标记普通日子和神法规定的神圣日子的列表）的作者，他将奥古斯都置于罗马历史的核心，其史诗《变形记》（Metamorphoses），跨越了希腊神话，以奥古斯都神话告终，与神化恺撒的相关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公元后的第一个十年，奥维德受辱并流放至托密斯。

如果“奥古斯都诗人”是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荣耀，他们只是更广泛的文学和文化繁荣模式的一部分。李维（Livy）撰写的《罗马历史》当然没有试图讲述奥古斯都的故事（据说他被警告了），但它呈现了罗马的过去，充满了奥古斯都时期的价值观，以至于看似确定无疑呈现的是“奥古斯都”色彩。李维试图从当下来重新思考历史，正如希腊作家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所擅长的那样。斯特拉博的世界地理学视野从空间上展示了奥古斯都帝国。关于罗马建筑的权威著作，当数维特鲁威的10本著作，它深入希腊的传统，回溯过去，为奥古斯都提供了一个新的帝国建筑的蓝图。众多的文学性文本，似乎使得奥古斯都时期的政权易于解读，然而，矛盾的是没有一本能够提供对当代历史的描述，因此，我们必须依赖奥古斯都逝世一个世纪之后的作家。甚至塔西佗（Tacitus）的《编年史》（Annals）一书中，也只有对奥古斯都政权入木三分的评价（参见后记），并无关于政权的完整叙述。同时代稍晚的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撰写了关于奥古斯都最卓越的帝王传记，他对档案和信件收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他将故事情节遗漏了，或者说做了最大程度的简化，他以为读者知晓这些。要等到卡修斯•狄奥（Cassius Dio）所著的《罗马历史》（Roman History）在3世纪初问世，关于奥古斯都才有了详细的叙述。故而，奥古斯都时期似乎鲜明地同时出现在众多文学作品中，但就详细的叙述而言，它是隐而不露的，它们通过这些作品在不同的条件下显现尚需有待来日。

文学经典给了这一时期特殊的地位，而考古遗迹的影响微乎其微。今日赴罗马的游客非常熟悉奥古斯都时期的遗迹，然而，这些遗迹在18世纪尚未见天日。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撰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and Fall）并将奥古斯都描绘成一个“狡诈的暴君”，奥古斯都时期罗马的考古“重新发现”则是晚近发生的，最重要的是，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将自己包装成新的奥古斯都，他资助了许多遗迹的考古和发掘工作。位于他游行路线侧面的奥古斯都广场，直到那时尚埋在城市建筑中的被作为歌剧院的奥古斯都陵墓，最重要的是和平祭坛，克服了重重困难，耗费巨资，将装饰华丽的大理石祭坛石板从现代地面以下10米处挖掘出来。陵墓与和平祭坛成为一个新的公共广场“奥古斯都大帝广场”（Piazza Augusto Imperatore）的核心景观，且增加了现代的建筑、雕刻艺术和镶嵌工艺。在放置和平祭坛的建筑新“珠宝盒”的两侧，墨索里尼将奥古斯都对自己成就的总结《功业录》（Res Gestae）的拉丁文全文镌刻下来。虽然《功业录》的文本早已为去土耳其的游客熟知，但是到19世纪，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西奥多•蒙姆森（Theodor Mommsen）才确立了一个可靠的版本。对蒙姆森来说，《功业录》是“铭文之女王”。它含有丰富的信息、“事实和形象”，呈现了一个“神圣的统治者”的愿景。然而，即使一个政权对自己的吹嘘非常露骨，墨索里尼显然很善于利用这些歌功颂德的文件带来的虚荣。

墨索里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希特勒）对奥古斯都的利用和标榜，对后法西斯时代大众对奥古斯都的接受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罗纳德•西姆爵士（Sir Ronald Syme）在《罗马革命》（1939）中对奥古斯都形象的毁灭性描述清楚地表明了，他对一个被视为法西斯独裁者典范的人物之缺乏同情，就连梅凯纳斯也开始变得看起来像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一样操纵公众舆论。法西斯主义倒台半个世纪后，不同的声音才开始出现。20世纪80年代末在柏林和罗马举办的一场关于奥古斯都的大型展览给了国际学者重新评估这一时期的机会，虽然对于德国和意大利的赞助方而言，法西斯主义的阴影一直存在。保罗·赞克对此贡献颇多，他在《奥古斯都时代罗马的图像力量》（1987）一著中，提出了极具挑战性的观点，他使学者们认识到视觉在形塑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2000年的千禧年庆典给了罗马另一个洗刷形象的机会：罗马开始删减墨索里尼的游行路线，重新凸显帝国对罗马广场的扩展，将和平祭坛重新安置在“珠宝盒”中，该建筑是由时尚的美国建筑师理查德·迈尔设计的。

20世纪80年代，由德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埃德蒙·布赫纳（Edmund Buchner）主持的另一项考古发现为人们对和平祭坛重萌的兴趣添火加薪。人们早就知道，在奥古斯都陵墓附近有一座丢失的纪念碑，其形状是用方尖碑做指针的一座日晷。布赫纳认为，日晷仍旧深埋在现代建筑的地基深处，等待发掘。他的挖掘工作不慎击中了镶嵌在大理石人行道上的一小段青铜字母。尽管对这座纪念碑的索赔细节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但很显然，这座纪念碑带来的荣耀，与和平祭坛不分轩轾。

从墨索里尼到迈尔，奥古斯都一直是所有赴罗马的游客关注的焦点。这是奥古斯都时期及其文学经典、纪念碑丰富和复杂的标志，2000年之后的今天，它仍然魅力无穷，是争议甚至是公众辩论的焦点。

03—

精彩文摘

祖先的传统

关于共和，我们必须摆脱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罗马有一部共和国的固定宪法，而奥古斯都未能恢复。事实上，罗马人既没有，也不赞成固定宪法这个想法。他们有的只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调适的活生生的传统。西塞罗在他的理论著作《论共和国》（On the Republic）中强调了这一历史因素——与柏拉图的模式不同，柏拉图认为历史进程是从一种宪法走向另一种宪法，西塞罗看到了在同一传统中逐渐积累的智慧和进步。罗马人不会用一组法律法规来界定国家。法规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塔西佗认为，法规越多，共和国的状况就越糟糕），但它们是与习俗、祖先法则、传统共同发挥作用的，并一代代地传承下来，用来指导民众的行为。《十二铜表法》（Law of the Twelve Tables）便是这些遗产之一，它不是僵化和规定性的，而是需要不断阐发和改进的。奥古斯都并非将时钟拨回到古代罗马某一虚构的日期，恢复传统宪法。相反，他声称自己置身于漫长的进化传统之中，为解决目前的问题而搜索过去的最佳先例，并为后代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解决方案和新的模仿先例（《功业录》）。他认为自己赋予罗马的，不是一个“新政制”，而是一个建立在对过去深刻的尊重基础上的新版本的旧宪法，虽然并不知晓这一“过去”指代的明确时刻。

奥古斯都这种对于罗马的传统，罗马的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的认知，显然受到了西塞罗的启发，后者已经在《腓立比书》中展示了借“国家安全”之名来掩盖非法权力的方法。此外，他还借鉴了上一代人的大量思想成果，包括特伦提乌斯•瓦罗（Terentius Varro）的不朽之作《人和神的古代史》（On antiquities human and divine），该著作探索了什么是真正的罗马传统。奥古斯都的诸多恢复传统之举是依靠这些“古文物研究”的著作，坦率而言，其中一些著作纯属伪造。奥古斯都的愿景在各种纪念碑上得到了表达，公元前19年，他下令在凯旋门的拱顶上镌刻从开国者罗慕路斯到他那个时代的所有胜利者的姓名，并在新广场上立起了过往时代罗马伟人的雕像“作为榜样”。他自己宣称：“借此，公民能够在他有生之年衡量他，随后衡量后代的元首。”[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Augustus）]同样的观点也支撑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笔下罗马历史的图景：奥古斯都是尚未诞生的大批英雄的顶峰，他们使埃涅阿斯的使命值得实现，这是朱庇特的预言之一，他将实现罗马建立、世界统治和普遍和平与正义的计划。

就像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以一个接一个地更换汽车的零部件，直到最初的机器痕迹全无，却继续把它当作同一辆车一样，由于历史的连续性将新的和旧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有理由认为奥古斯都是在“恢复”共和制，尽管他对之进行了许多实质性的改革和更换。抱怨他没有恢复内战前的现状是迂腐的，他没有声称要这样做。另一方面，人们也有理由反对罗马传统的某些特征，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其本质，就无法进行修复。有人会说奥古斯都在权力结构上做出的改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他的“恢复”纯粹是一种虚伪的姿态。

选举

理论上且部分在实践中，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恢复了“选举”这一人民主权。选举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是结束军事专政或政党独裁的关键考验。恢复后的选举公开举行，充满竞争，常伴随着骚乱，贿赂问题再次出现，这是考验选民的一块很好的试金石。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奥古斯都认为有义务“为了共和国的利益”进行干预。除此之外，他很有节制地使用个人影响力去支持某一候选人，通常局限在不损害整个过程的前提下。阿格里帕在朱里亚神庙的战神广场建造了一个宏伟的新投票大厅，这是他恢复自由选举的诚意保证。迟至5世纪，当元老院在寻找合适的方法来纪念奥古斯都倍加哀悼的外孙盖乌斯和卢修斯时，选举程序提供了一个足够明显的机会（一些选举小组就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

然而，恢复自由选举的人，也是将其灭亡之人，这一悖论深刻地反映了奥古斯都角色的矛盾性。确切地说，这种情况只在他作古之后，直至公元14年提比略即位后才发生。声称遵照奥古斯都的遗言，提比略宣称在将来要在元老院内做决定。选民会发现他们只能在被提供的一批固定的候选人之中做出选择。有趣的是，奥古斯都在有生之年始终无法迈出这一步，因为这样做便象征着他所恢复的人民主权之废除。但事实上，采取诸多措施来促成这一目标实现的正是他。

除非候选人有机会接触选民，否则选举毫无意义。共和派的贵族之掌权非出于世袭，而是成功的自我标榜：壮观的凯旋式，醒目的公共纪念碑，奢华的仪式……这些给他们带来了声望和人气。同样，奥古斯都的权力也归功于人气，他不能容忍任何迹象的竞争存在。的确，在公元前1世纪20年代，在共和制恢复之后，古老的自我标榜传统继续着，就像在内战时期一样。但随后，奥古斯都逐渐无情地扼杀了任何对他荣耀垄断地位的挑战。罗马最具特色的传统之一的凯旋式，在公元前19年之后就不再举行，成了在未来保留给皇室的特权。奥古斯都曾经鼓励各种各样的杰出人物在城市里建立了公共纪念碑，但那只是在他统治的初期。有一段时间，在公元前十几年的时候，负责铸造硬币的年轻元老们复兴了这一传统，他们至少在硬币的一面印上自己的家族徽章，几年之后，货币上却只能看到奥古斯都和他家族的面孔和功绩。各种表演，尤其是角斗游戏，吸引了大批观众，但新的规定对除了皇帝之外的任何操办人的支出进行了严格限制，而皇帝操持的演出却变得越来越铺张。

奥古斯都如何把罗马城从一个充满竞争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帝国的秀场是第四章探讨的主题。然而，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件上，我们窥见了他对民众支持的垄断以及对可能出现的竞争对手的镇压。在公元前1世纪20年代末，一位名叫埃格内修斯•鲁弗斯的富有进取心的年轻元老院议员，供职于负责城市道路和建筑的艾迪勒办公室，他似乎发现了一个青史留名的机会，于是组建了一支由数百名奴隶组成的常设消防员部队。令人惊讶的是，虽然罗马常受火灾的困扰，之前却并不存在任何一支消防力量。这年年底，他吹嘘说，他把这座城市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他的继任者。在一股群众热情支持的声浪中，他被破格直接选为大法官，没有法律规定的时间间隔。几年后，他枉顾规则，竞选执政官，但他远远达不到该职位的最低年龄限制。他拒绝撤回竞选，社会上也出现了声援他的暴力公众示威，最终，这个被当局视为“角斗士”的人被逮捕，并被当作谋逆者处决。此人心存挑战奥古斯都的意图是绝对不可以的，但奥古斯都太清楚自己的权力来自煽动民众骚乱的能力，所以他绝对不允许他人参与游戏。

公民恢复了选举权，但此时的选举早已贬值。在共和制度恢复后，最优先考虑的是国内和平与避免冲突，故而投票过程必须是负责任的：避免贿赂和滥用职权，避免暴乱和混乱，收敛激情。在不知不觉中，投票变成了仪式：变成了展示它与历史以及罗马传统还维持着明显的联系的“集会上的反复咏吟”。更为甚者，在选民真正选择的伪装被抛弃后，公元5年的选举变成了纪念皇室已故王子的哀悼场，这甚至已经背叛了它的仪式功能。公元19年小日耳曼尼库斯逝世和公元23年德鲁索斯逝世时故态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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